吴超缶翁文脉相通

        吴超擅长书法，他的书法打乱原有石鼓横平竖直的框架，揉入金文气息及略参王福厂的风格，书写时结体多变，粗细结合，显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活泼感。

        他的书法最早胎息古人，少年时楷书学过柳颜。后承家传又从隶书始，再转学金文、石鼓。他钟情于东汉隶书，曾临过《张迁碑》、《泰山金刚经》、《石门颂》等，作品浑厚凝重、天真自然、劲韌灵动、颇饶趣味。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随“太老师”王个簃学书法，个老对他的隶书颇为赞赏，之后潜心于金文、石鼓，沉浸在先秦后汉金文砖瓦简牍之间，殚精竭虑，揉合化用。1990年，日本书道界泰斗青山杉雨亲自为《吴超书法展》作序。他的精神本质、书法与缶翁文脉相通，一脉相承。

吴超：缶门玉树 激扬文字

        H记者 俞旭东

        吴超的沙龙位于上海市南的里弄深处。周边的建筑多半沉淀着西洋风格，无数古老的上海口音穿梭其间。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恰是整个上海的缩影。这样的闹中取静，与他笔下书法肌理的正变，构成了一种虚实之间的对应。
 

        吴超将沙龙命名为“吴昌硕艺术沙龙”。这当然是取光大祖辈艺术事业之意。成立十多年来，沙龙在圈内交流与公众推介两种向度上，践行着吴超的上述设想。
 

        对吴超的家族而言，1912年的上海无疑是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这一年，他的曾祖父吴昌硕定居于此。在士林胜流一时云集的沪上，一代大师领袖群伦，执海派之牛耳，擘划着美术史的历史走向。用吴超的话说，这是得益于“日积月累”，既是技法，更是背后的学养与人格。
 

        一百年后的2012年，吴氏家族在余杭超山梅花节上，首次举办了“吴昌硕先生及其后裔五代书画篆刻展”。一门四代西泠印社成员，以及延续五代的艺术底蕴，都是艺林绝无仅有的佳话。吴昌硕一生钟情写梅。芝兰玉树生于庭阶，胜过任何纸上的描摹点染，或许是缶门最好的作品。
 

        这也是吴超一再强调的祖荫。因为家学的枝叶绵延，他幼承庭训，继而负笈东渡，回国后致力于祖辈艺术事业的播扬。他说，吴门盛名是祖辈留下的荫蔽，子孙不能抹黑，只能给这棵大树浇水添土。
 

        所以，在他身上，处事谦和与黑白分明，两者都被继承下来。正如他口中的上海话与笔下的金石气，刚柔并济，遥相呼应。他偏爱邓石如的字，也喜欢辛弃疾的词。“画气不画形”，关于书画，他常常引用曾祖父的话。胸中沟壑，形诸笔端，篆隶错落，又万顷茫然。激扬文字间，正是缶门家学造就的气魄。
 

        吴超眼中的曾祖父大师与和气的小老头
 

        记者：作为一位吴昌硕研究者，您能否扼要地概括出他在整个美术史上的地位？
 

        吴超：吴昌硕被公认为一代大师。实际上，从自身而言，他是集传统文化精华并加以提炼，创建了个人的艺术体系。其次，他奖掖后进，沙孟海、潘天寿、诸乐三、王个簃等名家都与他有师承渊源。此外，他的国际影响力也不容忽视。河井仙郎、小林斗盦等人也都受其影响。所以日本将他称为影响本国艺术文化的一代大师。北九州市大北亭公园就有一尊吴昌硕像。
 

        记者：哪些因素造就了作为大师的吴昌硕？
 

        吴超：首先是好学精神。吴昌硕最重积累。他年轻时寻师访友，由印入书，继而入画，同时用力于诗词，才有日后全才的展示。在此基础上，他又有坚持的一面。他早年印章风格多变，三十岁以后则找到自己的方向，即石鼓文。他的笔法是对固有氛围的一种冲击。在晚清盛行的崇秀之风中，这是需要勇气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独立人格让人崇敬。
 

        记者：谈到性格气质，您认为吴昌硕有哪些特点？
 

        吴超：吴昌硕有一方“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的印。他自称是懂画理、不会画的人，这方印指的正是认为自己在68岁才达到成熟，可见其谦逊。美术史之外，生活中的吴昌硕其实是一个“和气的小老头”。他身材不高，也没有架子。吴昌硕勤于构思诗文。沙孟海先生书中回忆，有时出现灵感，半夜就要起床记录，照料生活的子女让他早点休息，他甚至“赖”在地上不起来。
 

        不过，有时他就没有那么“随和”、“童趣”了。西泠印社有一块三老碑，为了从日本人手中赎回这块碑，他动员社员及社会各界力量，通过拍卖最终筹得八千大洋，没有让文物外流。在原则问题上，他有绝对刚硬、毫不妥协的一面。
 

        得益于家庭熏陶艺术道路一波三折
 

        记者：身处这样一个艺术世家，您的创作是如何起步的？
 

        吴超：我从小就与祖父、父亲生活在一起。六岁上小学，七岁时由祖父监督，开始学字。小学时并不理解书法，玩的心思也很重，所以一开始是家里强制学的。不过，写得好了受到大人表扬，成就感也油然而生。从楷书入门，我始终认为，书法线条也是国画之源。
 

        记者：这之后您进入了工厂工作？
 

        吴超：对，十六岁时，我进入纸盒厂工作。在车间工作，右手不慎被机器“咬了一口”，所以调离生产一线，之后从宣传做到质量管理工作。当时受伤，手都伸不直，老医生诊断需要半年恢复。虽然很痛，但在这期间，我每天坚持复健，终于能够重新拿起笔。
 

        记者：这个时期您是如何继续艺术道路的？
 

        吴超：在工厂期间，休息时间别人打牌娱乐，我则在练字。文革后期，部分碑帖已经能够见到。所以我工资的很大一部分也花费在收集这些材料上。之后就开始在父亲与王个簃先生的指导下真正研习书法。每隔一两周，我就会向王先生登门请教。他告诉我，学书先要学隶，临摹各家各碑。就像烧菜，料越多越入味。《张迁碑》方整多变、《石门颂》恣肆奔放……都是我情之所钟。现在，以前临摹的碑帖已能融入我自己的创作中了。
 

        记者：您曾经东渡日本留学交流，这其中存在着怎样的机缘？
 

        吴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日本向西泠印社赠送了一尊吴昌硕像，我作为吴氏后人，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期间，我见到了青山杉雨等泰斗级人物。日本方面也乐于与我们交流。1988年，我前往日本留学交流。两年时间中，得以与日本书法界深入交流。回忆起来，当时广交的许多年轻朋友，现在都已经成为中坚力量。
 

       坚守原则光大祖辈艺术事业责无旁贷
 

       记者：对您来说，吴昌硕后人的身份如何对您此后的人生产生影响？
 

        吴超：吴氏家族的今天是祖辈给的。祖父从小就告诫我们，身为吴昌硕的子孙，要“夹着尾巴做人”，绝不能做坏事抹黑。父亲向安吉捐献吴昌硕作品，对我就是一种无形的人格感召。我也向西泠印社捐赠了曾祖父一方未完成的印章。虽然是半成品，但这方印却直接证明了作者的创作过程，在了然于胸后直接布局，而非以“反印法”事先写在纸上。日方曾经出价数十万购买，但被我谢绝。因为光大吴昌硕艺术事业，是我一生安身立命所在。
 

        记者：除此以外，致力于这项事业，是否还有其他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吴超：1997年，上海一位所谓“藏家”通过媒体炒作号称“天下第一章”的吴昌硕伪印，并以盖印谋利。对吴昌硕的喜爱我们表示赞赏，但无休止地炒作假印，本身却存在着对艺术家的亵渎。私下写信沟通无果后，我只能请来钱君匋、高式熊等十三位专家进行权威鉴定。在《劳动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等媒体的深入报道下，事情最终得以澄清。对我来说，涉及真伪的原则问题，必须坚守，这与个人私利无关。
 

         2004年，董天野先生之子董之一与我共同发起创立了联谊会。用意也在于此。我们希望让艺术回归传统，回归纯粹。目前艺术界有许多混乱的提法、怪路子，折射的是背后急功近利、攻乎异端的心态。严谨梳理海派的源流，有助于避免这种乱象。
 

        记者：走过多年艺术道路，您最深的感悟在哪里？
 

        吴超：真正的大师必然经过时间锤炼。经典的作品也必然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当下某些“大师”的名头却是“空降”的，这一点耐人寻味。艺术在本质上是厚积薄发。王个簃先生有一方印，就叫“学到老”。 许多老碑帖也许没有新的漂亮，但是线条却让人百看不厌。吴昌硕的作品中，就吸收了这种风化的感觉，体现了他老辣的一面。艺无止境，只有谦虚吸收各家养分，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所谓成名成家，关键在于积累，而非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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