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徐文华先生见过两次，一次在黄浦江边的世博酒店公寓，一次在淮海中路新式里弄深处。两次的约聚点都有“地标”意味，前者能鸟瞰黄浦江，后者洋溢着租界情调。

在两个地标处，听老先生温文尔雅、不疾不徐地谈论绘画经历、艺术见解，并赏读他的作品，我真切感到，先生是横跨东西方文明，致力中西融合的“实践派”，他运用油彩这种源自西方的普世语言，孜孜以求的是画出东方意境和神韵，已达到了相当高度。他言谈举止掩不住“老克勒”的腔调，在画布画纸上也尽情挥洒“老克勒趣味”。他的绘画生涯见证了“他一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将他们经历的、体验的活色生香，描绘得如梦如幻。

我认为，无论徐文华身处世界什么地方，他永远是“上海的”。他画出了上海精神，上海趣味，他身上、画上都流淌着“上海色彩”；他的绘画艺术，洋气雅气，十足“摩登”的范儿，与上海城市的气质和品位格外吻合。

绘画之缘

徐文华生于旧上海实业资本家的家庭。父亲是一家金笔厂老板，由于经营成功，创下了殷实的家境，有房有车，给小文华的成长提供了良好条件。小文华从小居住在法国梧桐掩映下的衡山路，生活优渥，吃穿考究，被人戏称为“少爷”“小开”。但这个“少爷”“小开”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要说学习成绩，也属于“学霸”级的，年年轻松获评“三好学生”，老师的评语常常让父母看得喜逐颜开。但学生时代的徐文华，在绘画方面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禀赋，高中阶段，他画的风景啊、静物啊，俨然已经有“小画家”的范儿。

他的悟性既在绘画上，也在绘画外——当年的上海五十四中学是刚刚创办的，教师里头不少是被赶出高校的“右派”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高材生，有的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别人视“右派”是坏分子，小小年纪的徐文华却从“右派”身上感悟到了很多东西，譬如，有个教数学的“右派”，上课从来不去死备课，而是手拿一支粉笔从头讲到底，始终吸引着同学注意力。有个教语文的“右派”，明确告诫学生：你穷尽一生，即便不吃饭不睡觉，也读不完世界经典名著的冰山一角，所以建议，对“活着的作家”基本可以不读，文学方面选读几部经典就足矣。有的“右派”教师还大胆地讲：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苏联，而是资本主义美国，等等。“右派”身上有一股笃信真理的“贵气”，让徐文华感慨：人一旦到了自由王国，思想境界完全不同。他懂得了信仰的可贵。

而他的信仰是什么？做一名画家，画出人世间的真善美。

1959年，高中面临毕业，门门功课优异的徐文华，原本对于报考大学是“十拿九稳”，谁知新政策从天而降：“反动资本家”后代一律不准报考大学，还被动员去新疆兵团参加兵团建设。天哪，这消息对徐文华如“晴天霹雳”。承载理想的高考梦一下子破灭了。

心灰意冷的他，左思右量，决定响应政府号召，去边疆干一番事业。听说那里的冬季很冷，他将棉被鞋服等等都打理好了，随时等待出发。这时，弄堂里有个面目慈善的小学老校长好心点拨他：“小弟啊，侬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好小囡，千万不能去新疆啊，否则侬的人生完全勿一样了啊！”徐文华闻之大惊，老校长的话他是相信的，遂决定留在上海“再看看”。这一“再看看”，他成为了“社会青年”，在家赋闲三年多。

三年来，他勤奋地画画儿，父母也鼓励他沿着兴趣爱好增长才干，便送他去“画室”深造。“画室”是什么？过去一些造诣深厚的专业画家在家里办的“私塾”！昔日沪上的知名画室不少，有陈秋草画室、张充仁画室、哈定画室、任微音画室，等等，从这些画室也走出了一些知名画家。但培养孩子学画，对于普通人家毕竟是奢侈的，且不说“私塾”的学费每月少则6元，多则10元，当年6元钱可以买100斤米，抵得上普通人家一个人的伙食费了，而培养孩子学绘画，单单买颜料、画布、画笔以及外出写生等等，也是不小的开支。父母爱子心切，不太在乎这些花费，更在乎儿子的前途，他们送儿子去了哈定画室，因为哈定画室的教学声誉似乎更高。事实上，徐文华在“画室”受到了基础训练，也拓展了绘画视野。那时四处寻找各种画册，天天埋头钻研，画画，让他觉得：很自由，很充实！

1962年，上海严重缺少师资，“赋闲”在家的徐文华凭着高中优异成绩，被人推荐去天平路二小做了“代课老师”。一边教孩子，一边画画，也让他感到纯洁而美好。“文革”开始后，到处“停课闹革命”。纯洁而美好的“代课生涯”也不得不终止了。

没课可教，也就没有收入，而吃饭穿衣、绘画看书，那样不需要钱啊。徐文华不愿意“啃老”，就自个儿找到地处龙华苗圃附近的一家造纸厂“讨生活”。造纸厂规模不小，有大约1500个工人。工厂负责人一看白白净净的徐文华，又了解了他的出身和经历，直截了当回绝他：“侬格能的读书人、‘资本家少爷’出身，在阿拉厂里肯定是混不下去的，阿拉工人每天要做许多体力活儿，还要穿橡皮外套，冲洗车间地板啊、设备啊，忒艰苦了！”

徐文华很要强，心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机会，我的机会要靠自己闯出来的。于是，他的态度也很坚决，表示自己“不怕苦、不怕累！”

就这样，书生徐文华开始了他的“工厂岁月”。他一脚踏进的是造纸厂切草车间，每天做最脏最累的活儿，还得与聚集于此的“问题青年”、“流氓工人”打交道。徐文华凭着不服输的劲儿，样样靠拢工友，与车间里的工友们完全打成一片。身体最辛苦的日子里，精神上的寄托就是绘画，每天一身脏兮兮地下班，再饿再累，只要想到还能绘画，也就忍了。

是金子总会发光——不久，厂领导居然发现，他是个“罕见的人才”。

怎么回事？原来时值“文革”，工厂、农村、街道、学校等都热衷在墙上、橱窗里绘上领袖像，那是“翻身做主人”的劳动人民的精神信仰。而当时厂里有个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绘画科班生，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画领袖像，他使用的是笔锋非常精细的零号笔和一号笔，每天对着墙面精画细描，一幅领袖像往往要画四五十天。徐文华对绘画活儿是敏感的，出于朴素的想法，他觉得这位南艺的科班生有点儿“磨洋工”（沪语：工作太拖沓）了，画得太精细，颜料干得慢，画面也容易积灰，对领袖“大不敬”，而自己常年画速写，练出了一手本领，采用薄彩画领袖像，又快又好。一次，他接受了临时绘画任务，仅仅画了三天就完工了，怎么可能？！厂长、厂办主任闻讯赶来一看，个个服气，便立即决定，调派徐文华到“政宣组”上班，享受干部编制。厂长说了算，徐文华从此成为“工厂画家”，专画领袖肖像。

当年，有了这身绘画绝技，徐文华成了工厂的稀缺资源。车间与车间互相攀比，有一项指标就是哪个车间的“宝像”画得多、画得好。当厂里缺少煤炭、纸浆或其他生产资料，只要跟供货方说一句“我们派高手替你们画几幅‘宝像’”，供货方往往喜不自禁，立即答应供货！一时间，徐文华成为远近闻名的“工厂画家”。

《戴安娜》

《林中小屋》

一夜成名

粉碎“四人帮”以及“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当年的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恢复了建制，时任主席沈柔坚全力组织、召集散布在各个单位的美术工作者在延安西路一栋楼里开会，动员大家说：美协停止工作了10年，这次，为了庆祝新中国建立30周年，希望各位动足脑筋创作一批新作品，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将遴选优秀作品，送去北京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为了组织好创作，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还专门举办油画进修班，由孔柏基负责，廖炯模、方世聪等执教，徐文华与蒋昌一、石奇人、许明耀、金纪发、陈逸鸣、李朝华等成为了“同窗”，他们聚集在戏剧学院一起切磋构思，你追我赶，真诚地投入创作。

那么，什么题材能反映时代发展变化？当年百废待兴，题材很多，眼看一个个“好题材”都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徐文华感到十分迷惘。有一天经过南京西路黄陂北路口的“上海图书馆”，他发现很多青年男女一早等候在门口，希望能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占得一个看书的座位，那求知若渴的生动场景，不正反映时代的“苏醒”吗？灵感一来，如同神助，他几易其稿，画出了草图给美协负责人过目，最初画面是许多人在排队，后来接受一位老师点拨，他茅塞顿开，只画了一位20岁出头的少女，靠墙看手表，等着进图书馆大门。草图改画成大幅的油画《晨》后，画里女青年的焦虑神情，一下子触动了很多人的内心。

画里还藏着一个秘密，他当时谁也没说，这幅画里有他的爱情！

不出众人所料，徐文华的《晨》被选送到北京参加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赢得了广泛共鸣，一举夺得全国美展银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各地报纸杂志纷纷做了报道，徐文华“一夜成名”了！当时社会人才奇缺，听说有这样一个全国美展获奖户，出版社啊、杂志社啊、高校啊，纷纷伸出调职的橄榄枝。命运又一次发生转折，徐文华选择进入轻工业专科学校产品设计系，因为他喜欢做教师，也因为该校需要教师上一门绘画色彩课，这岗位是自己完全能够胜任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徐文华走上讲台后，恨不能将自己的所有创作心得悉数奉出，他还开门办学，请校外的画家来给学生开讲座、做示范，寓教于乐，很受欢迎。

成为高校老师的徐文华，一边认真教学，一边利用周末继续从事各种创作，各个报刊的约稿也令他应接不暇，譬如《青年一代》《文汇增刊》等等，杂志编辑寄来一沓子文稿，往往就催着要他创作插图。好在他基本功扎实，不辞辛劳加班加点，应付自如。

不久，身边熟悉的画家，如陈逸飞、陈逸鸣、孔柏基等纷纷飞赴美国发展，他也按耐不住好奇了，想去纽约寻求发展。那时正好有个美国女友非常倾慕他，自然而然，他结婚后，很顺利就移居美国，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纽约时期”！

《安宁》

《帆影》

《金色旋律》

漂泊纽约

纽约是个万花筒，各种艺术流派，让从上海去的画家们眼花缭乱。

许多画家一脚踏入纽约，都感叹“纯粹靠绘画，活下去蛮难！”由于语言存在障碍，徐文华也倍感艰难，想去参与镜框加工，老板看了就说“你不是干粗活的料”。想教书，或在写字楼里其他岗位谋生，都因为语言这座大山横亘在面前而无法逾越。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上海赴美的画家，有的在街头画肖像，有的选择在犹太人或意大利人办的纺织公司任画布设计，既获得暂时的“落脚”，也能够接触“生活美学”。

靠这样的自食其力，没有人笑话自己。这是严酷生存环境下的“别无选择”！

在画布设计岗位上，徐文华感觉“不算太差”。他负责从老板提供的古董画布图案中提炼时尚元素，重新设计出美国人喜欢的时髦样式，活儿多少也是跟艺术沾点边的。他辛苦打拼了三年左右，刨去租房、吃饭、穿衣、交通等等花费，攒下了5万多美金，他利用这笔“原始积累”，在纽约曼哈顿区的“中国城”盘下了一家小小画廊，起名“古今画廊”，既卖画又配框，还自行设计圣诞卡、生日卡等名目繁多的贺卡，这样比在公司打工强了许多，毕竟掌握了支配时间的自由，自己能决定是驻守画廊画画，还是去博览会观摩大师作品。

这段时期，他几乎将纽约以及纽约附近城市的博物馆、美术馆等都逛遍了。他如饥似渴地研读大量的绘画原作，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汲取西方艺术养料，从而使得自己的绘画眼界、创作观念随之发生了很多变化。

三年后，他又盘下了曼哈顿中城附近一家画廊，名曰“东西画廊”。

画廊地处第82街的转角处，与举世闻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相距一箭之遥。画廊的地段，往往决定了顾客的层次。这一带集聚着著名财团、机构，过往人群多属社会人塔的“中上层”，而他的画廊庄重、简洁，以推介原创画和肖像画为主，结果，许多机会“从天而降”。

1990年2月，以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有个60多岁的负责人路过画廊，被橱窗里一幅肖像吸引了。原来他是时任艾森豪威尔主席扎卡里•费希尔（ZacharyFisher），当他得知肖像画是徐文华的创作，显得非常激动，不日又带着助手再次来到画廊，礼貌地说：“我是否有这个荣幸，请你为我们已故的总统夫妇画一幅肖像，纪念诺曼底登陆。”这位主席热情地拿出一厚沓有关艾森豪威尔生前的图片、录像、文字资料等，希望画家能根据资料创作一幅总统夫妇生前所缺的比较完美的合影。这完全是研究性创作，难度不小，但徐文华把握了难得的机会，施展了他的绘画才华，让基金会满意而归。这幅出自徐文华之手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夫妇像》，如今高高悬挂在地处肯萨斯州的艾森豪威尔博物馆里，美国的媒体曾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和评论，也成就了徐文华绘画生涯的一段“传奇”。

机会接二连三，一年后，《时代周刊》有个封面专题，是讲述中国大力发展工业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他们向纽约的华裔画家广泛征集封面绘画设计，希冀作品既契合环境报道的主题，也要有中国绘画元素和作为作品的独立美感。好几个搞书画的画家拿作品去应征，都未获“通过”，徐文华无意中得知消息，在绢布上创作了一幅画，既有油画的空间感，也有中国山水的趣味，不料一举入选，徐文华由此成为第一个在《时代周刊》封面发表作品的华裔画家，这幅“封面”也被华盛顿国家博物馆收藏。

旅美期间，徐文华的作品多次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展出，作品被康奈尔大学博物馆、史密斯学院博物馆以及一些知名收藏家等收藏。

重回故里

漂泊海外的华夏游子，岁月渐老的时候，往往便想“叶落归根”。尽管在纽约，徐文华也算是“曼哈顿的男人”，是个成功的艺术家，从他们29楼的公寓里可以眺望到东河美景，在别人眼里，那就是成功的象征。但徐文华突然对异域的一切感到“累了”，“很想回家”。当然，第一次婚姻的变故，以及女儿读大学需要他的照顾，等等，是多种因素促使他毅然选择重回家乡定居。而他的家乡是上海——一座百变的“魔都”！

“魔都”早已发生了徐文华始料不及的变化，当他将自己卖画所得的100多万元，拿出一半支持女儿读书，另一半作为自己定居上海的安置费，这时，上海的房价涨得紧追纽约，比纽约城郊中产的House要贵得多，他连呼“看不懂”。昔日上海西区的优雅，浸透了资本家少爷的骨子和血液，他怎么也不习惯住到远郊新建区的，所以他宁愿租住在淮海中路幽静的弄堂深处，每月房租花费万把块，对他而言也算是个“经济负担”，但他习惯于此，出入从小熟悉的环境，他心安，这里连接着旧日的荣华和梦想，属于他的“后上海时期”的生活。

听起来有点落寞，徐文华却淡然，说起人生经历里的翻天覆地，没有抱怨，依然乐观。他的绘画作品也丝毫没有沧桑感，跳跃的色域和轻盈的线条，漂浮着似真似幻的情绪，这是完全属于徐文华的独特风格，诗性的浪漫和明丽的光泽浑然于一体。我将他的画誉为“上海的绘画”，不是因为他绘画题材跟上海的摩登建筑、红男绿女相关，而是因为他所画的街景、弄堂、公园，或桌上的瓶花，呈现出老上海人才有的趣味。他的画，总是那样清新透明，葆有优雅之美！这是旧上海“少爷”趣味和腔调，与生俱来，伴随成长，挥之不去。

徐文华笃信的艺术观念是：离真实越近，离艺术越远。这在他头脑中生根发芽，日长月大，渐渐壮大成他的美学思想，他认为：无论西方的歌剧，还是中国的昆剧，由于得到高度的提炼，才超越了庸常的生活美学，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瑰宝。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创作，尤其经历了“文革”中的磨炼和出国后的挣扎，变得越来越通透，他的绘画不再拘泥于什么技艺形式，而是一切皆可包容，信手挥洒，享受着自由表达的快乐。他的作品《外滩》，画的是坐在椅子上的漂亮女人，一袭蓝白相间的连衣裙衬托出高贵气息，而她的视线聚焦处，是弥漫胭脂红气息的朦胧中的江景，这样简约洗练，又大块挥洒的风格，无拘无束，虚虚实实，将具象和抽象完全揉在了一起，却又那么和谐。他的笔下的《儿时的家》《波西米亚女郎》《夏日绿叶（女人体）》《长乐未央》《市中心》《一阵风》《月夜》等等，看似画着对象，实则都是心像，自由抒发着他的主观风景和内心情感。

徐文华从来不满足于“风格成型”，到了古稀之年依旧求新思变。那天共进晚餐，他谈论起新的探索滔滔不绝，似乎还有梦，一点儿不害怕“再次出发”！

这就是艺术家的本性，最好的艺术永远在酝酿中，在下一幅。

 

道别的时候，我无意再转头，夜色里他瘦瘦高高的背影，也多么像一幅画！

《儿时的家》

《每个人都有梦想》

《纽约的中央公园》

关于创作与生活的对话

Q：徐先生，从资料看，您10岁时就开始画画了，最初的启蒙从书画开始，后来再接触西画，您的创作主要受哪些东西影响？

A：我的艺术启蒙是从王季眉开始的。王季眉是啥人呢？是我父亲的世交，他的爸爸王一亭既是清末民国时期海上著名书画家，也是著名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王季眉师承家学，画得一手漂亮的山水、花卉、人物，所以，最初是父亲送我跟他的朋友学中国传统书画，他给了我最初的艺术启蒙。后来因为我喜爱色彩，再去“画室”学习西洋画法。像敦煌壁画啊、汉代石刻啊、木板年画、剪纸、皮影啊等等，我都情有独钟，这些都对我绘画有所影响。

Q：您是一位声誉很高的画家，早在1979年就以大幅的油画《晨》，将冰雪融化后的中国青年求知渴望，画得栩栩如生。对那幅获奖作品，您今天有什么感想？

A：从1979年获奖，到今朝，我想说，画了几十年，仍旧画不好。要画好一幅画，真是难！我总觉得自己比较“笨”，好在画画让我开心，笨不笨也影响不到我对绘画的热爱。尤其，我要感谢绘画生活的奇妙。1978年创作油画《晨》，作品里面的“画中人”，就是如今坐在我身边的现任太太。奇妙伐？相比自己所经历的坎坷和曲折，因为有这样一位美丽温婉的妻子从画里走进我的生活，成为我日常绘画的第一位观众，这种感觉非常美好。

Q：您的绘画经历很有意思，无论“上海时期”还是“旅美时期”，或者是目前的“后上海时期”，体现了一代中国艺术家的心路历程。回顾过去的道路，您在绘画道路上走到今天，哪些时期、哪些东西，成就了今天的你？

A：回忆像一条河，里面有我所经历的学生时代、工厂时代、轻专时代、纽约时代等等。对画家的成长而言，主要不是靠家庭是否富裕，或者是否生于书香门第，这些因素或多或少会影响到艺术家的成长，但对于绘画创作，天赋的直觉以及后天培养的悟性，这两者缺一不可。搞绘画是一定需要天赋的，包括造型、色彩，后天的训练替代不了天赋的直觉能力；当然，好的美术教育能提高人的悟性，包括对美的理解和认识，对美的表达语言的提炼，等等，与修养、学识有关。绘画成否，最终拼的是文化。当然，还要看机遇。人的一生中多少都会遇到好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抓住。我1979年参加全国美展，以及在美国给艾森豪威尔画肖像、给《时代周刊》画封面，看似偶然，也是我抓住机会有所表露吧。

《威尼斯桥》

《晨》

Q：读您的绘画，发现相比早期，现在的作品越来越洗练。谈谈这个好吗？

A：这不是我刻意的，却是我的审美趣味。最初我也画得比较具体，画面比较完整、全面，譬如《晨》的初稿，一开始画了许多人排队。后来醒悟到，艺术需要提炼，需要去繁就简，我也有意识尝试简约表达，通过色块或线条的高度概括，将这些元素服务于整体构图。这几年的创作，凡是画面上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一概（将它们）舍去，只保留重要的、鲜明的主题部分，由于所有背景几乎被有意无意省略了，视觉效果便出人意料，更有味道。

Q：您的不少作品，画面大多呈现音乐的节奏感或韵律感，整体比较轻盈，轻盈里隐藏着坚固。这是不是你的“离真实越近，离艺术越远”的观念在起作用？

A：怎么说呢，如今的时代出于“信息爆炸”，画家的创作灵感，有时来自写生，有时来自阅读，音乐、甚至冥想。我的确认可“离真实越近，离艺术越远”的说法，因为我认为，艺术不能简单描绘客观世界，不能成为“客观对象的奴隶”，而应成为“客观对象的主人”。这样，我们才能画出“绘画意义上的真实”，而不是照相意义上的真实。对于根据彩色照片放大而进行的绘画创作，我一直比较警惕，也远离，那不是绘画。绘画是主观的、精神的产物，处于真实与虚幻之间，太逼真媚俗，太虚幻欺世，情感真假在作品里都会流露。

Q：如何才能实现“似与不似之间”境界？

A：凡事不能看得过浅，更不能沉不住气，为了让观者透过画面读到更多（东西），我常常发呆的时候多，动笔的时候少。发呆就为了想得深一点，更深一点。

 

转自“2016-11-29 丁曦林 财富堂FORTUN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