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6-06-09 风灵 风灵
文  风灵
    （这是2016年6月8日微信公益讲座的讲稿） 
今天我报告的主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是最伟大的制度？——米塞斯论资本主义”。有的朋友可能对这个题目不以为然，没关系，是米塞斯论资本主义，不是我论资本主义。如果对题目有意见的话，我们也可以改为“为什么资本主义是仅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伟大制度？”米塞斯在世之时，没见识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见识过宇宙真理，所以这点我们就不用争论了。
 
有人可能会问，米塞斯是谁啊？米塞斯是我的偶像。作为他的粉丝，我当然希望每个人都知道他，了解他，不过让我有点郁闷的是，好像很多人还没听说过他，这证明我还得努力才行啊！
 
米塞斯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领军人物和集大成者，是哈耶克的老师。哈耶克虽然不是米塞斯正式的弟子，而是获得博士学位后才拜在米塞斯门下，但哈耶克几乎所有的学术思想都可以在米塞斯那里找到源头。
 
米塞斯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学乃至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问题；三是货币理论。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也就是苏联刚刚建立的时候，米塞斯就雄辩地证明了因为计划经济不能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而必然失败。30年代，米塞斯和哈耶克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大辩论。米塞斯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去世的，他生前没能看到苏联的崩溃，但哈耶克看到了，验证了他们理论的正确。不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另当别论哈！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和《社会主义》这两本书，上次任志强看的就是米塞斯的《社会主义》。
 
米塞斯非常热情地支持自由市场、支持资本主义，终其一生，都在为自由主义而奋斗。我们知道，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深远，但他在遇见米塞斯之前，还是个费边社会主义者，他受米塞斯的影响而成为了自由主义者，由此可见米塞斯理论的力量。
 
其实，固然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这个词声名狼藉，但即使在我们所认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人也不喜欢资本主义，尤其是知识分子，拥护资本主义的学者并不多，而米塞斯是其中最坚定的一员。
 
米塞斯曾说过：“一个社会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间选择，不是在社会制度之间选择；而是在社会合作与社会解体之间选择。”哈耶克也认为：“保护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制度，保护自由市场体系和生产手段私人所有制，就是保护全人类得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
 
这几年我翻译了米塞斯的一些相关文章，今天试着梳理下米塞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以下大体上都是米塞斯本人的思想，补充了些例子，在某些问题上加了点个人的解释。
 
我们都曾经学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五个阶段。除了共产主义社会之外，其他社会都是阶级社会，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压迫和剥削。
 
但米塞斯认为，人类社会只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种。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等级社会，一个人的命运一出生就被注定，生来是贵族就是贵族，生来是平民就是平民。贵族是基于军事征服而获得了国王赏赐的封地，他并不依赖于消费者的惠顾而生存。
 
这种状况一直从古希腊持续到300年前。其间，世界各地无论东方西方，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大致都一样，一样地贫穷。照不变价格计算，300年前，人均日收入也就1,2美元。今天我们认为这是很糟糕状况，当时却是主流。而且，现代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技术知识、以及法律面前的平等尚不为人所知。
 
18世纪时，由于政治状况稳定，导致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令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堪重负。那时候的制造业规模很小，只为富人服务，也就是说，生产者是生产者，消费者是消费者。90%或更多的人是在土地上劳作。多出来的人口没有土地，没有工作，无以为生，于是，在欧洲那些政治状况最好的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小偷、抢劫犯和杀人犯。18世纪的英格兰，大约有六七百万人口，但在这六七百万人中，有超过一百万，很可能有两百万，都是这种赤贫阶层。政府只能将他们安置在济贫院或救济所。他们的存在，威胁到了当时的等级社会制度。
 
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于这样严峻的社会环境之下。其中有些人，试着将其他人组织起来，建立起生产商品的小作坊。这是一个创举。与以前的制造业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开拓者不生产只用于上流社会的昂贵奢侈品，他们生产满足大众需求的廉价产品。比如说，棉纺业是工业革命早期发展的产业之一。棉布是穷人的衣料，上流社会或中产阶级没人需要棉布。这是资本主义的起源，也是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
 
米塞斯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认为，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区分的实质性特点不仅仅是大规模生产，而是以大规模生产来满足大众的需要。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就是消费者，消费者就是生产者。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规模生产体系的所有国家中都是如此。大企业是左派狂热攻击的目标，却几乎专门为满足大众需求而生产。仅为富裕阶层生产奢侈品的企业，永远不可能形成大型规模。大工厂的工人，正是这些大工厂的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商场的顾客，同时也就是商场里商品的生产者，只不过他们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不同的东西，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这便是“消费者主权”的原则。人们在谈到产业领袖和大企业家时，往往会将之称为“汽车大王”、“钢铁大王”、“棉花大王”等等，但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这些所谓的“产业大王”根本没有统治权，而只是提供服务。他们不能独立于市场、独立于顾客来统治被征服的领土。这些产业领袖必须依赖于客户，全赖顾客的恩泽。一旦他不能以比竞争对手更为价廉物美的方式提供服务，他立即就会失去其王国。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十几年前，全世界都在忧虑微软的垄断，美国司法部还要求拆分微软；在不到十年前，手机市场还是诺基亚的天下，但是现在呢？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实现的是社会功能。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可以说是消费者的代理人，实质上，他们接受消费者的命令来生产。消费者买或不买，决定了应该生产什么，决定了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消费者购买他们最喜欢的商品，从而使一些企业盈利并扩张，另一些企业亏本并萎缩。由此，消费者不断地将生产要素转移到最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商人手中。市场过程是日复一日的全民公决。如果厂商经营其财产时不服从公众的命令，他必然被逐出盈利者的行业。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于坚持每个人都有权为顾客提供更为价廉物美的服务。这种方法，这种原则，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改变了整个世界。
 
在18世纪中期，全世界人口大约8亿，今天这一数字超过70亿，而且平均生活水平比那时候的国王和贵族都高得多。有人想要穿越回古代，但即使到了19世纪初，不要说电灯、电脑、手机和汽车，就算点一个小时的蜡烛，其成本就相当于6个小时的劳动量，也就是说，你辛辛苦苦干一天的活，点不到2个小时的蜡烛。这样的生活，你愿意过吗？
 
所以，米塞斯说，如果任何人反对资本主义，对其有个精彩的反驳：“你知道，当前地球上的人口比前资本主义时代多了十倍，你也知道，今天所有人所享受的生活水准都高过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祖先。但你怎么知道，你是无须资本主义也能活下来的那1/10中的人呢？你活在现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证据，不管你对自己的生活如何评价。”
 
有人或许认为，生活在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和资本主义无关。但其实，资本主义的影响，至少是器物层面、技术层面的影响，扩展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比如，印度的人口剧增，就是因为引入了现代医学对付传染病的方法。但是，至今很多地方尚未真正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它们贫穷落后的原因。米塞斯认为，东方国家坚持曾经阻碍西方世界资本发展的那种观念导致了东西方的差距。印度人，中国人所需要的不是技术诀窍，而是需要资本，需要资本主义。近几十年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成果验证了米塞斯的这一观点。
 
资本主义不仅仅带来了物质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还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延长了人均预期寿命，但不仅仅如此，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就是将经济主权从地主转交给了全民。普通人不再是靠富人的残羹冷炙生存的苦力。前资本主义时期标志性的三大贱民阶层——奴隶、农奴以及被法律所认定的穷人——消失了。在新的商业机制下，他们的子孙不仅成了自由工人，也成了享有至高权力的消费者。
 
这一伟大的经济转型推动了政治转型，很快将政治权利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手中转移到了民众手中。成人的公民权紧随产业解放之后。市场过程给予了普通人选择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权利，他们也在政治领域得到了类似的权利，成为投票者。
 
经济学家们观察到，市场是一个民主过程，在其中每一分钱都是一张选票。但更为正确的说法是，代议制政府是按照市场模式来安排宪法性事务的尝试，但是这一构想不可能完全实现。在政治领域，总是多数人的意愿取胜，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他们被迫接受自己憎恨的东西。但市场同样为少数人服务，只要这少数不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制衣业不仅为正常身材的人生产衣服，也为大胖子生产衣服；出版社不仅出版流行小说，也为品味出众的读者出版经典读物。
 
此外，在政治领域，某个人或一小群人没办法违背多数人的意愿，但在思想领域中，私有财产使得不服从成为可能。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先驱之所以能够成事，是因为私有财产提供了蔑视主流的可能性。这些另类中仅有少数人自身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但在自由经济的环境下，他们在大众中发现了资助者，比如，马克思的资助者恩格斯就是一个工厂主，是资本家。如果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家，马克思又凭借什么来反对资本主义呢？
 
正如安东尼·格雷戈里所说：“每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每一个开着豪车的好莱坞自由左派，每一个基督教左派空想社会改良家，每一个将社会主义本身视为宗教信仰的人，以及每一个反市场的艺术家、学者、哲学家、教师与神学家，都站在他一心非难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制造的讲台上尖叫。我们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管出于物质追求还是出于高尚本性——都处于市场所创造的舒适环境里。”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制度称之为“资本主义”，也有人说，这不是马克思命的名，但确实是他让“资本主义”深入人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邪恶透顶的制度，是曾经降临人间的最大恶魔。但米塞斯并不打算抛弃马克思所使用的这个术语。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进步正是来自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源自于这样的规律，即人们不会消费掉他们生产出来的所有东西，他们储蓄，并用一部分储蓄投资。
 
比如，生产者开始时是用手工生产，后来，他打算改用机器生产来提高生产效率。但不管是他自己生产机器，还是购买机器，都需要资源。他必须动用他之前的储蓄来支付所需要的资源，如果他自己没有积蓄，那就需要以借贷的方式使用别人的储蓄。可见，储蓄对于提高生产力非常重要。如果所有的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了，那么生产方式就会原地踏步而不会得到改进。
 
人们常常未能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对所有急于生产或挣钱的人而言，资本意味着收益。某人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金钱，比如1万美元，他将这些美元存入银行，银行将这笔钱贷给某个商人。这个商人就可以启动一个新项目，而没有这笔必要资本的话，项目就不可能开工。商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去雇佣工人，购买原材料。失业的工人、原材料的生产者、农民、打工者等等，远在投资者和企业家获得任何利润之前，就已在分享这笔资本的收益。什么时候企业家能从这一项目中获利，取决于市场未来的状态，以及他对市场未来状态的正确预测能力，但是工人和原材料生产者却立即获得了收益。
 
对资本主义的一大攻击是资本家剥削工人，但这是基于错误的假设，即工资是由雇主自由决定的。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率是由雇员而不是雇主所决定的：发薪者和打工者都是他们自己，因为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雇主和雇员最终都是同样的人。不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支付电影明星的工资，而是看电影的人来支付；不是球队老板支付球星的工资，而是球迷来支付。
 
比如，有人或许会认为，家庭负担重的人与单身汉领相同的工资，这不公平。但问题并不在于雇主是否应该为家庭负担重的人发更多的工资，而在于消费者，作为个人，是否愿意为某种东西，比如一块面包，如果生产这块面包的工人有六个孩子，你愿意付更多的钱吗？诚实的人会说不。因此，如果买方没有为这个有六个孩子的工人而付给雇主额外的钱，雇主就无法提高他的工资。
 
工资也就是劳动的价格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一方面，工资不可能高于雇员所创造的价值（边际价值），如果高了，雇主就要亏本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工资也不会低于其他雇主所能提供的工资，如果低了，员工就要跳槽。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工资应该等于雇员所创造的价值，并不存在剥削。
 
要想真正提高工资，要么增加工人创造的价值，比如增加资本品的投入。如米塞斯所说，美国工人的工资之所以比印度工人高得多，不是因为美国工人更能干更出色，而是因为美国工人使用机械化设备，大大提高了单位时间的产量，也就是提高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发达国家人均所拥有的资本投资额比发展中国家要多，所以工资更高。要么增加雇主之间的竞争，增加雇主的数量，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
 
总而言之，资本越多，资本家越多，工资就越高。工人和资本、资本家不是对立的，工人与工人对立，资本与资本对立，资本家与资本家对立。所以，工会所要求的政策，商人所要求的政策，都是不利于其他工人和其他商人的。当然，这最终损害的是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大众的利益。
 
早期资本主义条件很差，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有人以此来攻击资本主义。但这并非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损害了工人，工人在受雇以前就已过着非人的生活。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重复着这样的故事：绿意盎然的田园中，农夫们怡然自得地游乐嬉戏，生活平静安宁，快乐无忧，而且家家户户都享有一栋温暖舒适的小屋。米塞斯指出，这是史上最大的谎言之一。到工厂上班的母亲们已经没米下锅，她们并不是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和厨房到工厂里去，她们没有厨房，即使有，也揭不开锅。而童工不是来自舒适的托儿所，他们都快饿死了。所谓早期资本主义无法形容的恐怖，仅由一个统计数据即可驳倒：恰好是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些年头，恰好是被称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这一时期，从1760年到1830年，70年间，英国人口翻了一番，这意味着千千万万的孩子，在以前会夭折的孩子，死里逃生，并长大成人。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1730-1749年，英国有74.5%的儿童在五岁前即夭折，在1810-1829年，这一数字降为31.8%，下降了一大半。
 
当英国的制造商首先开始生产棉织品时，工人得到的工资超过他们以前的收入。当然，大部分新工人之前没有任何收入，提供任何条件都愿意接受。但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积累的资本越来越多，新建的企业越来越多，工资率便迅速上升。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后发国家，比如日本、韩国、中国，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而且随着国际资本的积累和流动，这样的过程越来越短。现在大家都知道越南工人的工资很低，但再过10年呢？到时我们再来看越南的工资水平。
 
在18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出这样的预言，工人越来越穷，大众越来越困苦，到最后，一个国家的全部财富都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或集中在某个人手里。因此，广大贫困的工人最终会暴乱，剥夺富人的财富。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没有任何机会、没有任何可能改善其生活条件。现在，我们看到，马克思的预言错得太远。这一百多年来，随着社会飞速进步，工人的条件比起从前有了天壤之别。
 
马克思认为，如果工人工资率上升，超过生存必需的水平，他们就会生养更多的孩子。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了劳动力，工人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工资率降低，使工人工资再一次跌到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但马克思的这种理念，其实是把工人当做了动物，比如说老鼠。在生物学家的实验中，如果增加动物或微生物的食物，它们存活的数目将会增多，如果限制它们的食物，也会限制它们的数量。但人是不同的，人类有食物和种族繁衍之外的欲望，而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这点。提高实际工资的结果不仅是人口增加，而更首先在于提高了平均生活水准。当然，米塞斯进一步强调，更高的生活水平取决于资本的供给。一个国家的繁荣，与人均投资资本的增加紧密相关。
 
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为人所诟病的另一大话题。但米塞斯认为，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如果是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主权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最好地服务于消费者的人赚钱最多，从而能积累财富。比如说，前段时间爆出网上有补课教师一节课就挣几万，一个月挣几十万，这是因为他所服务的学生多，他对学生带来的收益，也就是为他人创造的总财富，必然超过了学生支付给他的总学费，不然学生就不会来听他讲课。在市场经济下，挣的钱越多，证明你为社会创造的财富越多。所以，米塞斯说，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是大众幸福之源，而非任何人不幸之因。
 
统计数据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比如，2006年的《世界经济自由报告》显示，是否依赖市场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不大。将全世界的经济体从最不自由到最自由等分为4类，各类中10%最贫穷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百分比在2.2%到2.5%之间。可见，各种经济制度下都存在不平等。然而，最自由的经济体下，最穷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是6519美元，最不自由的经济体下，最穷的10%的人平均收入是826美元，相差近八倍之多！
 
但是，很多人，包括很多西方的经济学家，都不敢明确地赞成这种不平等。我在此谈谈我自己的理解。其实，当我们反对不平等，反对贫富差距之时，不是往下看的，而是往上看的，我们是希望与富人平等，而不是与穷人平等。朝鲜的生活水平可能比较平等，但没人愿意去朝鲜，而都想去不平等的美国。美国最穷的5%的人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生活差不多一样，都享受着空调和汽车。我们总是把自己代入穷人，希望有游艇，有私人飞机，有别墅，财务自由，全世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抱怨贫富差距过大的人，比如左派的学者或政客，他们的生活其实比绝大多数人都好，但他们并不想把自己的财产与更穷的人平分，以此来减少贫富差距。所以说，这是己所不欲，而要施于人的典型。
 
米塞斯认为，把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本身当成罪恶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富人的奢侈只占国家总消费量的微小部分。富人更多的收入不用于消费，而用于储蓄和投资。正因如此，他们才能积累巨大的财富。那些成功商人本会重新投入生产性使用的资金，如果被国家用于当前开支，或分给人们消费，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将会减缓或完全停止，那么，就不会有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趋势了。
 
我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企业家渴望尽其所能为消费者服务来满足其野心，即使他们不能从自己的热情和勤奋中得到任何好处。但是，关键在于，这将不再是消费者来决定，消费者将不得不接受商人们认为对他们最好的方式。是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成了至高无上。消费者不再有权将生产控制托付给那些产品最受欢迎的商人，也不能排斥那些产品不受欢迎的商人。
 
是盈亏告诉企业家什么是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只有企业家口袋里的利润才能使他根据消费者的需要作出调整。如果利润被没收，将阻止他遵守消费者的指示。那么，市场经济就被剥夺了方向盘，变成了无意义的混乱。公益慈善事业中，便存在这种现象，因此，公益慈善的效益明显低于商业，具体分析可参见我的一篇小文“商业才是最大的公益”。
 
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有贫富分化，但这种不平等与前资本主义的等级社会不同。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身份地位是固定的，贫富也是固定的，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精英循环。自由社会的精英向新成员开放，且精英的资格很少有机会世袭，他们的后代中很多人从上流社会落到了中产阶级，无人能因出生的机缘而保证某种地位，或者不落入某种处境。“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俗话不适用自由市场，而适用于重商主义和政治裙带主义，也即是适用于财富大小取决于与权力亲疏关系的制度。在市场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富人过得确实不错，同时有很多穷人发家致富，进入中上流社会。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阶层的分类就像是酒店里的房间或公交车上的座位，总有人占据这些位置，但不会总是同样的人占据。研究市场化社会中不同时期的收入分配，可发现大量的收入变动，许多人在收入分配中的位置上下浮动。然而，最重要的是，从最穷的人到最富的人，所有人的收入都会增长。
 
在中世纪，某个贵族可能拥有大量财富，一个公爵家族可以持续好几百年，无论其素质、才能、品行或道德如何。直到18世纪初，欧洲各国的人民都并不认为自己与本国其他阶级有任何特殊的联系，而认为与其他国家处于同一阶级的成员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一位法国贵族不会把下层法国人当作同胞，下层法国人是其不喜欢的“低等人”。他认为其他国家的贵族，如意大利、英国和德国的贵族，才是其同类。当时，全欧洲的贵族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即法语，而在法国之外，除了贵族，其他群体都不懂法语。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有自己的语言，下层即农民则用方言，其他阶层往往听不懂方言。衣着也是如此。欧洲各国的贵族着装通常都一样，下等阶级则与之不同。在街上遇见某人，立即就能从他的衣着看出他所属的阶级，所属的社会地位。这与我们现代社会有多大的不同！
 
米塞斯时代最著名的工业家是亨利·福特，是从朋友那里借了几百美元，白手起家。没过多久，就发展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大企业之一。而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米塞斯举例说，每天纽约时报都刊出长长的讣告名单。如果阅读逝者生平，你可能会在无意中发现某个杰出商人的名字。他起初或是纽约街头的报童，或是办公室职员，而当他逝世时，他或许已成了大银行的总裁。而现在也是如此，谷歌，FACEBOOK，那些年轻的CEO们都是从一无所有成了亿万富翁。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地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这种地位。有人对其他的事情感兴趣，在现在，他们也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在封建社会的时代，在身份社会的时代，却没有这种途径，一般父辈做什么，后代就得做什么。
 
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优等人是主人，占人口多数的次等人得侍候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有天赋、更有能力的人为了从其优势中获利，只能尽其最大可能服务于大部分天分较低的人也就是消费者的愿望。比如，设计汽车的人，生产手机的人，要为完全不懂汽车原理或手机原理的人服务。
 
最后做个总结，所谓资本主义，就是生产手段归私人所有，但是，虽然归私人所有，所有者却只能根据大众消费者的需求来决定生产什么，以及生产的数量和质量。也就是说，以私有制来服务于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可以通过储蓄积累资本，投入生产，从而提高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现代社会的一切成就几乎都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