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19 存古堂书画

他别号缶翁、苦铁等，他是晚清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他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他是“后海派”中的代表，他是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他创造性地将诗、书、画、印溶冶一炉；他影响和启发了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一批大师；他是旧时代最后一位画家，新时代第一位画家……
他，是吴昌硕。
他一生经历了战乱和贫穷，饱经沧桑报国无门。纵然人生无奈，但理想永恒。他终将自己一腔爱国情怀倾注于艺术之中，铸就了诗书画印的不朽篇章。在他看来，“一个人欲自立成家，至少得辛苦半世。”而实际上，他辛苦了一世。直至68岁晚年的他才华丽转身成为职业艺术家，堪称一部近当代艺术家的励志大片。
2017年是吴昌硕逝世90周年，9月2日，历史上曾两次莅临武汉的他，跨越一个多世纪后，以另一种方式来到武汉。作为武汉美术馆“墨攻——武汉首届水墨双年展”单元展之一，“承”前启后的吴昌硕和留下来的作品，让人重温了一段历史，一种风韵，一场盛宴。
江城谈艺 苦铁道人梅知己
9月初的武汉，处暑过后的几场雨，让火炉难得地清凉了一阵子。但人们的热情却被吴昌硕的“到来”点燃，展览前的讲座，两场都挤满了闻讯而来的人们，像是远道而来的“朝圣”，亦像是赶赴一场老友的约会。借此机会本刊有幸聆听原吴昌硕纪念馆副馆长范一安的讲述，并采访到了吴昌硕的嫡裔曾孙吴民先，原中国美院潘天寿纪念馆馆长、本次展览策展人卢炘。

“吴昌硕生逢乱世，一生备受艰辛与磨难。”30多年来，范一安一直从事吴昌硕的研究，吴昌硕的故事在她的叙述中鲜活了起来。1844年，生于浙江安吉鄣吴村的吴昌硕，祖父辈皆通儒，鄣吴村村外十里处有一小溪名“梅溪”，因两岸遍植梅花而得名。吴昌硕小时常借钓鱼为名，步行十里到这里赏梅，与梅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吴昌硕自小性格文静、内向，老乡亲们称其“阿乡姐”。受擅刻印父亲的影响，吴昌硕自幼喜篆刻，乐此不疲地篆印走刀。他就像闺阁中的女孩一样，不出大门沉迷篆刻，“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一日不离，稍知其源流正”。每获一印石便爱不释手，反复研磨。一次不小心将左手指挫伤，因乡间缺医少药，最终烂去了一截，但仍篆刻不止。

17岁那年，太平军从安徽直指浙西，清军尾随而来，吴昌硕与父亲逃亡他乡，流离颠沛，亲人先后死于饥馑。他在湖北、安徽等省流亡达五年之久，历尽千辛万苦，到二十一岁那年才回到家乡，与老父相依为命，躬耕度日。战乱颠覆其生活轨迹，亦使年少的吴昌硕承受人间种种艰辛，锤炼其坚韧不屈的性格。
吴昌硕耕作之余酷爱读书，但家里藏书不多，为了满足日益增强的求知欲望，他常千方百计去找更多的书来读。有时他借到了书，就废寝忘食，阅读中摘了许多笔记，有时甚至把整部整卷的书抄录下来，以便反复研读。“正由于书籍这样难得，他对之非常珍爱。直到晚年，他看到一些残编断简，必设法加以收集和补订，慎重地保存下来。”

后来，在县里学官和父亲的寄望下，他去应考试中了秀才。但当时清末世风日薄，他又厌倦“八股文”，就绝意场屋，不再赴考，一直以游幕和鬻艺为生。“他一生只做过一次大官，因为文人的节气与清正廉洁，受不了官场黑暗腐败的现实。”吴昌硕嫡裔曾孙吴民先，在现场接受采访时提道，53岁那年，吴昌硕一度被举为江苏安东的县令，但因不惯于逢迎长官、鞭挞百姓，到任只一个月，便毅然辞去。

“吴昌硕一生酷爱梅花，他曾专门镌刻了一枚‘梅溪钓徒’的印章，在他的诗和画中，以梅花为主题的占了近三分之一。”策展人卢炘在介绍吴昌硕作品时说道，他还为自己起过一个“苦铁道人梅知己”的绰号，人们也喜欢用“梅知己”来称呼他，是因为他喜欢梅花的苦寒傲骨，亦是因为梅花就是其自身的真实写照。
书画同源直从书法演画法
32岁后，吴昌硕离开家乡，到人文荟萃的杭州、苏州、上海等地去寻师访友，游学学艺。在苏州，他结识了当时知名的书法家杨藐翁，吴昌硕敬佩他的为人和治学，曾诚意备函要求列于门下。藐翁复信婉谢，表示愿以换帖弟兄相称。书中有“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一言为定，自首如新”等语，措辞极为恳挚。尽管藐翁这样坚决地谦辞，他仍然以师尊之礼相待。
吴昌硕嗜砖石成“癖”，在金石考释、古物鉴赏上亦颇有造诣。他曾在湖州著名文物收藏家陆心源处做司帐，从事编著抄录、收集文物、分类整理、拓印砖图等工作，从而有机会看到许多历代碑帖、名人书画真迹以及钟鼎彝器等文物，积累了一定的金石学知识。同时与许多金石家交往频繁，如方濬益、凌霞、高邕之等，与他们相互臧否。其友收藏家葛昌楹评价他：“凡周秦古玺、石鼓、铜盘、泪夫泥封、瓦甓、镜缶、碑碣与古金石之有文字资料考证者，莫不精研其诣趣，融合其神理。”
他于书法最重临摹《石鼓》文字，毕生精力尽瘁于此。石鼓文对中国书法的影响不可估量，唐宋以来，大凡擅长篆书的书家，无不崇尚石鼓文书体。吴昌硕自33岁开始临写石鼓文，他曾在临石鼓文帖后跋语曰：“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然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唯其中古茂雄秀气息，未能窥一二。”他写《石鼓》常参以草书笔法，不硁硁于形似，而凝炼遒劲，气度恢宏，每能自出新意，而人寻味。所作隶、行、独草，也多以篆籀笔法出之，别具一种古茂流利的风格。
后来，他开始以作篆籀的笔法绘画，苦无师承，后经友人高邕之介绍，求教于任伯年。伯年要他作一幅画看看。他说：“我还没有学过，怎么能画呢？”伯年道：“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随便画上几笔就是了。”于是他随意画了几笔，伯年看他落笔用墨浑厚挺拔，不同凡响，不禁拍案叫绝，说道：“你将来在绘画上一定会成名。”吴昌硕听了很诧异，还以为跟他开玩笑。伯年却严肃地说：“即使现在看起来，你的笔墨已经胜过我了。”此后两人成了至交，始终保持着师友之间的友谊。

“吴昌硕在所作诗篇中，提到‘藐翁吾先师’多次，并自称‘寓庸斋内老门生’，足见其尊师重道的热忱，这在今天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吴民先说道，正由于吴昌硕的待人以诚，求知若渴，各地艺术界知名人士都很乐意与他交往，其中尤以任伯年、张子祥、胡公寿、沈石友等人与他交谊尤笃。在师友们的热心指引和鼓励下，再加上广泛欣赏与刻苦学习，吴昌硕所作的画不断地出现崭新的面貌。
大器晚成老缶画气不画形
吴昌硕也善作诗文，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他曾自称“三十学诗，五十学画”，言谈举止颇谦虚。他一生广结五湖四海的朋友，曾书写“道在瓦甓”四字相赠给一个古董商，结果古董商把他当为知己，并回赠了一个珍贵的古缶。“虽然这个古缶很简单，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一个泥罐，上面也没有文字，但是吴昌硕把它视为宝贝，并以缶为自己的名号，称自己为老缶、缶翁，书斋叫做缶庐。”关于缶翁的由来，吴昌硕故居原负责人王季平曾介绍道。
60岁时，辞官后的吴昌硕生活一度拮据，于是他开始自定润格，正式退隐艺林，开始他卖艺谋生的人生旅途。有人说，吴昌硕自己就像一个“缶”，肚子很大，能容纳下很多东西，能够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兼容并蓄吸收下来。他对作画虽着重创新，但也不反对模仿，不过他认为取法要高。然后遗貌取神，加以创造革新。

1913年重阳节，在杭州西湖“西泠印社”印社成立，各地金石学者公推吴昌硕为社长。当时他为印社撰联云：“印讵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这正是他一贯冲淡谦虚的襟怀。日本书画界称赞吴昌硕为唐之后第一人，对他极为推崇，日本艺人朝仓文夫为吴昌硕铸的一座铜像也由他移赠给印社。
清朝到了末日后，动荡的乱世，吴昌硕举家迁往上海，在人生的最后十五年，一方面忧时忧民之心达到极点，另一方面他的文艺创作到了顶峰，在上海名声大振。越到晚年，他的心态、意绪越平和通达，洒脱达观。身为海上书画领袖，他晚年喜自嘲，刻意和其身份地位形成大反差。在友人画的花果册页上，他题曰：“特健药而已，奚画为？”把画当成是防病养身的“健药”，与其说是对画和画艺的调侃，不如说是对自我画家身份的故意颠覆。


潘天寿在《回忆吴昌硕先生》中说：“先生和易近人，喜谐语。”齐白石曾作诗道：“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将吴昌硕的名字与徐渭、朱耷并列，其敬慕之忱溢于言表。“可以说，吴昌硕的‘金石入画’、‘古人为宾我为主’、‘苦铁画气不画形’等实践和理论主张影响和启发了后来的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等一大批中国书画的实践者，时至今日，吴昌硕依然是后来者不断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现场评价说。

1927年11月6日，84岁的吴昌硕在沪寓谢世，后迁葬于浙江报慈寺西侧山麓，墓地坐落于宋梅亭畔。他一生爱梅，最后终与梅相伴，墓门石柱上刻有沈淇泉所撰联语：“其人为金石家，沉酣到三代鼎彝，两京碑碣。此地傍玉潜故宅，环抱有几重山色，十里梅花。”
“昌硕先生辞世至今已整整90周年，近百年中国画发展道路却并非平坦无虞，而是在颠簸曲折中不断迎接各种挑战。”策展人卢炘说，作为金石大写意开派领袖，古朴雄强的吴昌硕艺术并没有越出文人画的范畴，但他作为20世纪中国画坛“传统出新”最早闪耀的一面旗帜，标示着中国艺术正由近代迈向现代，是一种传承，又是一种演进。